钱小军:善待利益相关方 才有更好经营生态

作者:肖隆平来源:新京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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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的2020年,对于企业来说是危与机并存。3月1日,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、企查查大数据研究院联合发布的《2020中国企业发展数据年报》显示,2020年我国共注销、吊销企业1004.28万家,同比增长18.6%,成为近年来注吊销企业数最多的一年。同时,新增注册市场主体2735.4万家,同比增长12.8%。


不同企业在面对灾难时所做的不同选择,让企业走上了不同的结局。其实,在企业发展进程中,本来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,甚至生死存亡的危机:有缓慢而至的,有突如其来的。企业该如何做到不仅眼前有利润,还能脚下有远方—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?


为此,新京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副院长钱小军教授。十多年来,钱小军持续观察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历程,也丈量着中国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理念的广度与深度。


企业应有思变的能力


新京报:你是否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给企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?还是只是加速了一些经营不善企业的破产,为什么?


钱小军:我觉得并不一定是因为经营不善才破产。新冠肺炎疫情确实让大家措手不及,比如旅游企业。游客都隔离在家,不能出门了,旅游公司业务断崖式下降,而员工工资却得照常发,各项成本依然需要承担。再如航空公司,受疫情的影响非常大,又因为特殊性、专业性而难以及时转型,因此也可能破产倒闭。


有一些行业的企业,比如餐饮业中的少数企业,在危机中积极应对,思路转变快,就存活了下来。比如旺顺阁,一家做鱼头泡饼的餐饮公司。因为疫情,消费者不能到饭店来堂食了,他们就积极调整思路,将菜品做好配方或者半成品,卖给消费者。我是作为一个顾客在观察这家餐饮企业,他们在危机中发现商机,然后改变自己的经营模式,从而让公司存活了下来。


新京报:面对公共卫生、自然灾害等灾难对企业发展带来的冲击,你认为企业该如何应对?


钱小军:我一直觉得,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危机都做好准备。下一次的疫情什么时候发生,影响程度多大,谁也无法预测。但是企业应该有思变的能力,不能说遇到天灾原有的模式可能经营不下去了,那就撂挑子。


旺顺阁的经验告诉我们,即使遇到疫情这种可能让企业破产的灾难,只要抓住不变的市场:不管发生什么,人们总是要吃饭——转换一种经营思路就可能发现存活下去的机会。这样的企业虽然不多,但也绝不止这一家。


新京报:那你觉得企业平时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具备这种意识或能力?


钱小军:多观察,动脑子。我们有些企业负责人不怎么爱动脑子,思维是直线型的,不会变通。当疫情发生,你要去考虑自己具有哪些能力,拥有哪些资源,能做什么?餐饮业无法提供堂食了,那能不能做好配方,或者半成品,让顾客一蒸,一热就可以吃?这种思变能力,也要求企业负责人平时多走出去看看,了解一下同行甚至毫无关系的企业是如何经营公司的,见多识广嘛,说不定哪天就派上了用场。


同时,企业负责人心胸和眼界要开阔。我具有什么样的优势,什么样的资源,能满足社会上什么样的需求。除了动脑筋,还要能放下姿态与他人合作,主动抱团取暖。


企业经营需有风险准备


新京报:在遭遇灾难时,一些企业实在没办法要倒闭了,像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共性的应对方案,企业应该做些什么?


钱小军:我不敢说所有的企业都具有思变,或随时能够应对危机所带来挑战的能力,因为将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,但是企业在正常经营时期应该做好危机处理的预案。也就是,万一出现了企业无法应对的危机,企业应该有一个包括对员工合理安排的预案。这是企业应负的责任,而不是说“一关门一分钱安置费都没有,员工爱怎么地怎么地,反正我自己都活不下去了,我也不管你了”。


新京报:正常经营时的企业应急预案也能在突发灾难时发挥作用吗?


钱小军:我觉得可以。为什么好多企业倒闭?是因为他们太急于扩张,把所有资金用于投资,很多时候是因为资金链断了。所以,企业经营不要太贪心,一定要留有一笔资金,用于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危机。届时企业如果真的经营不下去,还有一笔钱可以用来安置员工。企业所可能遇到的危机,不止新冠疫情这样的,经营过程中也会有很多来自市场本身的危机。


新京报:也就是说,企业在经营管理上需要留足现金流?


钱小军:在风险控制上面要有一定的准备,这个准备里面就包括了资金的准备。然后,平时要对员工有足够的关心,让他们与自己成为同一战壕里的“战友”,而不只是劳动力。因为你平时对他好,在遭遇危机时他们才能够体谅你的难处,否则的话他只考虑他自己能不能拿到钱。这对公司无疑是雪上加霜。


因此,让员工有主人公的感觉,企业管理在这一点上应该多下点功夫。其实,让员工有主人公的感觉并不就是意味着必须多给他钱,很多时候是让他们参与决策,倾听他们的声音。企业善待员工,善待合作方等利益相关方,这种善待会在危机时显示出它的力量。虽然不能百分之百地规避企业的倒闭,但是总会在应对企业灭顶之灾时从容一点。


新京报: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凸显了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,以实现业务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。去年,美国有181家顶级公司首席执行官举行了一个商业圆桌会议,重新定义了公司运营宗旨:公司首要目标是促进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,而非以往的股东利益至上原则。你认为这种观点会在全球各个国家普遍化、普及化吗?


钱小军:我觉得是可以被接受的,因为企业的利益相关方,即被一家企业的决策和经营能够影响到的,或者能够影响到该企业的决策和经营的人或组织。如果企业经营者关注并在乎他们的利益的话,这实际上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经营生态环境。包括从履行社会责任和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,我们都希望企业能够做到:向上游,去影响供应商;向下游,去影响消费者、客户。


企业社会责任也是应时而变


新京报:我国《公司法》2005年修订版首次将“社会责任”写入该法。从2005年到现在,你认为我国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这件事上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?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,经济形态的发展,未来预期还会有哪些变化?


钱小军:最大变化是认知上的变化,因为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数量在逐渐增加。我自己的体会是,之前在经管学院给EMBA班讲授企业社会责任课时,很多学生不是因为他们关心这件事来上这门课,而是因为他们缺学分,发现我教的这门课恰好合适。上课时,学生们也是那种满心不信任,认为这是唱高调的。但最近这一两年,我发现学生们觉得履行社会责任确实对他们的企业经营有帮助,他们开始关心社会责任问题。


从过去不太懂什么叫企业社会责任,觉得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要花钱,就是让企业少挣钱,到现在开始意识到,履行不履行社会责任将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效果。这其实就是说,来自于各种政策层面、社会舆论和好的企业实践等多个方面的要求或影响,一起推动着企业履行好社会责任。


新京报:从“符合时代要求”而言,在新发展格局下,你认为这对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无新要求,是什么?其能够为企业所接受,或触发其行为模式改变的内在机制是什么?


钱小军:新的发展阶段,要求贯彻新的发展理念,构建新的发展格局,必然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新要求。所以,企业发展要不断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。比如二氧化碳排放,我们国家向国际社会做了碳达峰、碳中和的承诺,企业必然会成为责任主体。


新京报:疫情期间,一些公司(尤其是互联网公司)实行弹性上班制。这是科技创新运用的一个结果。你认为这种科技创新触发的行为模式的改变,能否常态化?


钱小军:有这个可能。因为疫情发生,一些企业的员工被迫在家工作。然后企业发现,让他们在家工作,公司的办公场地就可以压缩:原来100个员工要100个工位,现在可能只需要50个工位,谁需要谁来谁用就是。如果更多的上班族实行居家办公,这样既节省了上下班路上的时间,同时也环保了,减少碳排放。同时,也有一些企业的实践显示,员工居家办公的效率不比在办公室时差,甚至有些还优于办公室上班。这些都是新现象,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观察。


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编辑 柯锐 校对 贾宁